“坡特?”


    他慢慢地松开了握紧的拳头，“什么?”


    “我突然有个想法。”


    “听从吩咐，布鲁尔大夫。”


    “我想知道你是否同意下次我们谈话之前先对你进行催眠?”


    “为什么?”


    “就算是个实验吧。有些时候催眠可以使人回忆起一些藏在记忆深处的东两。”


    “我记得我做过的所有，所以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你可以给我个人点面子接受催眠么?”他怀疑地看着我，“为什么要犹豫呢?难道你怕什么吗?”


    这是最典型的激将法，但确实起了作用。


    “当然不怕。”


    “下周三如何?”


    “下周三是7月4日。你们会在国庆日工作吗?”


    “天那，已经是七月了?好吧，那我们就拖到下下个周三，怎么样?”


    “很好，亲爱的先生。”


    “你不打算再突然离开了对吧?’’


    “我再说一次：直到8月17甘凌晨3：31我是不会离开的。”


    然后他就返回了二楼病房，在那里接受欢迎。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办公室就发现吉塞拉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她穿的和那次一样，或者说是那次的翻版，对我微笑着，露出整齐的白牙说：“为什么不告诉我坡特的事儿呢?”


    昨天我熬到凌晨两点才写完一篇评论，今天又得一早就来准备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稿，而且坡特的失踪对我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墙上的大钟又敲了起来，真担心还会发生什么。


    “关于他的什么?”我仓促地问道。


    “我打算把他作为我论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当然要得到您的允许。”


    我把自己的皮包放在桌上，“为什么要选坡特?”


    她毫不介意地躺进了棕色的皮椅里，把自己团成团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预谋的动作，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这种姿势对于一个四十多岁男人的巨大诱惑力?尤其是那些患有布郎综合症的傢伙。我开始明白她为什么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记者了。


    “因为他令我神魂颠倒。”她说。


    “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我的病人吗?”


    “贝蒂告诉我了，这也是我来此的原因，看看你是否可以让我看看他的档案。”


    她的眼皮就像妖艷蝴蝶的翅膀一样忽闪，我忙着把桌面上零乱不齐的东西整理出头绪。


    “坡特是个特殊的病人，”我告诉她，“他需要极为精细的治疗。”


    “我会非常小心的，我不会做什么毁了我文章的事情对吧?我也不会泄露任何秘密。”她用一种十分顽皮的语调说，“我知道你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


    “谁告诉你的?”事实上我已经是在对她吼叫了。


    “怎么了?坡特告诉我的。”


    “坡特?谁告诉他的?”


    “我不知道，但我保证，我的文章对您的书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有影响，也是宣传推动的影响。而且在送交出版社之前我会先给您核实的，怎么样?”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心里则想着怎么把这复杂的局势变得简单。她一定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说，要是我能推测出坡特的真实身份，那小说就该我写了，这总公平吧，哈哈……”


    整整一个周末我都在翻来覆去地听我和坡特会面的前八次录音，似乎所有的一切都明白地暗示了他一定是在以前的某个时刻遭遇过痛苦，很有可能是暴力事件，从而导致他拼命地逃离现实礼会，逃进了一个虚幻的、田园般的世界里，在那里没有人会干扰他，在那里他才能得到安宁。


    我打算邀请坡特与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国庆节，说不准在家庭氛围影响下，他会记起点什么呢。以前我曾经这么治疗过几个病人，有些时候效果真的不错。我的妻子对这个主意大为贊同，尽管我告诉他坡特以前可能有过暴力行为，甚至有可能——


    “别傻了，”她说，“带他来吧。”


    怎么进行这次聚会我还没有具体打算，但是到了星期一早上住在一楼和二楼病房里的病人全都知道了坡特要去我家作客的消息。


    那天几乎我遇到的每一个病人都对我说：“你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布鲁尔大夫。”


    我就对每一个人说，“只要你们在这儿遵守制度，别挡着我的路，我会考虑的。”


    而他们则清一色地回答：“我才不会永远在这儿，大夫，坡特会带上我的。”


    只有拉塞尔没有说话，他根本就不想去k-pax，他就在这里。事实上贝斯也一样，当别人都在草地上野餐的时候，惟独她不过去，沉浸在自己幻想的悲惨世界里。拉塞尔还在大声朗诵着福音，然而却没有人再追随这个可怜的傢伙了。


    这个周一的早上吉塞拉又像上次一样早早在办公室里等我了，还是那身装束，还是那种清香。


    我尽可能用最平和的语气告诉她下次找我之前请先和特雷克斯勒女上预约，然后我打算告诉她我必须要照看病人，还有许多行政事务，要处理许多的文件，回覆信件等等之类的，但是她抢先我一步说道：“我想我知道该怎么查出坡特的真实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