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反应。


    “罗伯特，听我说、你经历过重大的打击，找能了解你的痛苦，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没反应。


    这时候我冒了一把险。我以为坡特(罗伯特)如果真曾经伤害甚至杀了人的话，也一定是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自卫。尽管这只是猜想，但却是我手里最后的王牌了。


    “罗伯特，听我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也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那不是件值得羞愧的事情。那只是人类的正常反应，是天生的。你明白吗?准遇到那种情况都会和你一样的。


    “谁都可以原谅你做过的一切。如果你承认你能听到我的话我们可以谈一谈。我们不用谈论发生了什么，只是谈论怎么帮你克服沮丧感和自责感。可以吗?你不愿意我帮助你吗?”


    我们就这样面埘面地坐了好几分钟，我在等待他的回答，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也表明他在听我述说。但是他连肌肉都不曾抽动一下。


    “我会让你考虑一段时间。我们一周后再讨论这个问题怎么样?请信任我。”


    没有反应。


    “现在我要和你的朋友说话。”


    他全身颤抖了一下，眼睛睁得大大的，面带笑容，是坡特回来了。


    “嗨，好长时间不见了，怎么样?”


    我们又谈论了一些以前会面的话题，他把最细小的细节都说得分毫不差，好像身体里有个录音机一样。


    我把他从催眠中唤醒。和往常一样.他一点也不知道催眠时的事情。


    下午在我们的讲座室开了一个研讨会，可是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我在考虑增加与坡特见面机会的可能性。不幸的是，这周的周末和下周初我要在洛杉矶参加一个会议，早在半个月前就约好了，所以绝不能推掉。其实我在怀疑即使多增加几十次会面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甚至是几百次也还不一定。


    是的，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姓，但我不知道这对追踪他的背景会有多大的帮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倒是挺鼓舞人心的：说出他的姓名意味着盔甲的破裂，也就是说，也许罗伯特准备和我合作了呢。但是离坡特“离开”的日子只有两个星期了。如果那时候还解决不了，恐怕就为时已晚了。


    “他的姓是罗伯特。”开完会后我告诉吉塞拉。


    “太好了!让我查查我的列表。”她上下翻动着那在计算机里列印出的长氏的失踪人员名单。


    “这有一个!但是这傢伙是1985年4月失踪的，而且那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等等!这又有一个!他是在八月失踪的!哦，不，他那时只有七岁。”她悲伤地看着我。“这是这里仅有的两个罗伯特。”


    “他应该存在啊，”她哀号着，“一定应该有他的记录。我们一定是忽略了什么。一个重要的线索……”


    她跳了起来，在我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最后她看到了我桌子上的家庭合影。她好奇地问起我的太太，我们什么时候遇到的。当时的情景等等。我告诉了她关于我们一家的一些琐事。然后她又坐下来告诉我一些以前她没有提过的关于自己的事情。我就不在这里写出细节了。但她与许多从体育界到媒体的名人过从甚密。问题是虽然她有着无数的男友，却从来没有结婚。


    我不打算问她为什么，但是她说了：“我是个理想主义或者是完美主义者什么的。”然后她把眼光移向远方，“因为我从来没遇到过一个男人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奉献出来。”然后她转向了我。


    有那么一会儿无助的时刻——布朗综合症显示了强大力量——我已经确定她会说，“直到现在。”我突然不自在起来，也许领带系得太紧。


    “现在我就要失去他了，”她几乎要哭了，“而我却无能为力!”


    她竟然爱上了坡特!


    怀着失望和解脱的复杂心情我说了句挺愚蠢的话。“没准你会喜欢我那个儿子。”


    我想说的是弗雷德，他现在正在新艺术剧院出演喜剧。她呵呵地笑了。


    “那个决心做演员的飞行员吗?拍这张照片时他多大了?”


    “十九。”


    “他很可爱。”


    “我想是的。”我怜爱地看着桌上的照片。


    “那照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她说，“我的父亲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全都成为不同领域的行家。龙尼是个外科大夫，奥德丽是个牙医，加里是个兽医。我是最没用的一个。”


    “我不同意。一定也不对。你是这个国家最好的记者之一。”


    她对我报之一笑又点了点头。“照片中的你让我想起了父亲。”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是个好人，你会喜欢他的。”


    “应该会的。可以告诉我他发生什么事了吗?”


    “他自杀了。”


    “噢，吉塞拉，我真的很难过。”


    “谢谢你。”她沉思着，“他得了癌症，他不想成为累赘。”


    我们就这样坐在办公室里想着各自的心事，直到我偶然看见了墙上的挂钟。


    “天啊，我得赶紧走，我还要去看弗雷德的演出，他演记者，你和我们一道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