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外面的变化，他就只能通过广播和报纸来了解，那口头上的东西和字面上的东西，都没有他在外间看到的、听到的来得真切。


    对自由的渴望，伴随了他整整27年，妻离子散，天伦永隔，那是一种无尽的心痛。这一切都是缘于他那段当过军统特务的历史，让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避不开冲击，反覆地写交代材料，反覆地坦白罪恶：举凡他做过的他都认了。唯有一件事，那是在1967年，一个专案组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要他交代向日伪特务出卖几名中共地下党的罪行，他就坚持不认了。


    没做过！


    就是没做过！


    下场是可想而知的，戴卨帽子、剃阴阳头、坐喷气式飞机……种种精神上及肉体上的折磨都受过了，他都始终未改口。


    他真的感觉很冤！


    一次寻思不开，他上了吊，被人发现得及时，还没到阎王爷跟前签到，就被拉了回来。讽刺的是，救他的人不是医生，而是那几名专案组成员……说真的，刚张开眼那会儿，他真的是悲喜交加，喜的是，对他的审查结束了；悲的是，他还得继续待在监狱里。


    用九年的时间来想一件事，会是什么滋味，沈正醇最清楚。


    这还不算完，出了监，他还得继续想。


    带着伤痛的冥思苦想，註定会撕裂一道道伤疤，与沈正醇所想要的真相，距离是越来越远，唯有当年的知情者，才知道实情。


    沈正醇去找了第一个知情者钱蕴盛，运气还不坏，一找就见到了。但情况却不乐观，十年政治运动，让这位起义将军，变得十分沉默寡言，问十句能答一言半句，就已经很好了。


    为此，沈正醇一针见血指出：那是你的亲表弟，不是我的表弟，你愿意他就那样离奇地……失踪还是死亡？哪个词，他还真不知道，专案组成员没跟他提到过夏正帆的名字……


    夏正帆不是我表弟！


    钱蕴盛的这句话，让沈正醇窒息，让他眼前一黑，让他腿一软就跌坐在地上——


    等他找回自己的声音，决然说，“这不可能！”


    钱蕴盛坦然说，“是真的，他不是我的表弟，名义上是，血缘上没一点关系。当年，我把他从戴笠手里救出来，是受人之託。”


    沈正醇追问，“谁？”


    “这还重要吗？你已经知道得够多了，或许，你该问你的记忆，要不就是你那些特务处北平站同事，藉助一下他的记忆。”钱蕴盛暗示道。


    “我该问谁？”


    特务处北平站的老人还在世的，除了赵行曼，就是成理君，一个留在大陆，一个去了台湾。


    “我什么都没说！”钱蕴盛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指了指墙上的地图上那个地名，“尘归尘，土归土，事情的本源，该有个结果了。”


    第二个知情者是赵行曼，沈正醇找起来就费力了。赵行曼的遭遇，比之他就差得远了，建国初期，捲入一桩冤案，几进几出监狱，至今都还不是自由身——上海郊外修地球的农民中，有这么一号人。两人见面，都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不是变得清晰了起来，而是更混乱了——互相一问才知，都不知道夏正帆的下落。


    “钱蕴盛说，他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认识了夏正帆，这件事，你怎么看？”


    “你都知道了？”赵行曼愣怔了一会，方才缓缓说道，“你还记得，那个晚上吗？你和我一起去见夏正帆的那个晚上？”


    “记得……”


    沈正醇埋头深思，他需要整理一下思路，从那个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的事说起：


    1934年，杭训班的部分学员，参加过四·一大会后，发生了一次叛逃事件。起因则是，这些学员突然间明白向己加入了什么样的组织，并知道自己即将成为特务后一下子都不干了。都是些曾在街头闹过学生运动的健将，有文化，有见识，有胆量。特别是胆量，促使了他们集体叛逃。那是一次失败的叛逃，一开始就有人告密，一个都没跑掉，多数人受到了严惩，蹲监，乃至失去生命；只有几个人侥幸无事。这种事，在之前的各期训练班都存在，并不是个案，我作为当时的教导处处长，也就未把这事放在心上。但突然有一天，我和夏正帆有了联繫，夏正帆是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更是领头者，奇怪的是，他不但没丢性命，也未被关监，只是被软禁了。原因是因钱蕴盛而起，钱蕴盛出一个全驳壳枪洼队的人马，与戴笠作交易，说要他的表弟，戴笠欣然同意了交易。放人，是我亲自去放的，夏正帆可以获得自由了，却不走了……


    夏正帆态度的转变，就与赵行曼有关了：


    早在夏正帆归国之前，他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受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的派遣，打入岩井公馆。也许是造化作弄人，他又受岩井的指派，打入了国民党特务处杭州训练班二期。也许是那个时候夏正帆年轻气盛，遇事不冷静，头脑一发热，就参与到了叛逃事件中了，我当时任杭训班外文教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获悉夏正帆的真实身份，就赶紧与组织上联繫，设法营救，这就有了后来钱蕴盛出面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