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也与亚洲一样。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连续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他们属芬兰－乌戈尔种人，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同样地，在伊斯兰境内，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兰化和伊朗化的过程与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国化过程—一对应，在这里可汗成了苏丹和国王，正像在东方他成了天子一样；像在中国一样，他很快就让位给另一些来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们。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继承和毁灭这一类似的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紧接着是塞尔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以箭一般的速度来到了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了在小亚细亚的、垂死的塞尔柱克人的残余，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约丹勒斯描述的斯堪地那维亚更高一级，大陆亚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亚洲的日尔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註定要把苏丹和天子呈献给古文明帝国。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还存在着相反的另一种规律，它通过古代文明地区使游牧入侵者发生缓慢的同化过程。这种现象与所期望的一致，具有双重性。首先存在着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这些野蛮的牧马人作为相当分散的贵族被淹没在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远古的人口稠密地区。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和波斯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末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在征服之后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


    公元5世纪，洛阳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国耕地和文化的卫士，反对所有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业绩的柔然人。12世纪，正是塞尔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视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反对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所有的乌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现于亚洲历史的每一页。正像罗马文明在奋力抵抗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它同化的法兰克人中发现了后备力量一样，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这些拓跋人中发现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这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样，他们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们的事业。库思老或哈里发未能取得的胜利，即获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进入呈索菲亚，被他们的意外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同样，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为他们效力中只是挥舞他的剑就征服了这些古文明地区。担负起统治之后，他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着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与他们的传统和他们长期的抱负保持一致。从忽必烈到康熙和干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在伊朗－波斯世界，实现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进军。


    实施过统治的民族、取得过帝位的民族是很少的。像罗马人一样，突厥－蒙古人是其中的成员


    第一篇 第一章（1）


    更新时间:2005-7-23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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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编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章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次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繫；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