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7月1日，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是主力第2、6、7、9和特种兵纵队，留在鲁中战场与敌人保持正面接触、“待机歼敌”；第二路由陈士渠、唐亮率第3、8、10纵组成“陈唐部队”，挺进鲁西、配合中原野战军行动；第三路则派遣战斗力最强的第1、第4纵队（叶飞陶勇兵团）迂回鲁南，向敌后的战略要点发起攻击。
“七月分兵”的最初的“把敌人扯散”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原本抱成一团的国民党军在鲁中留下四个师、分出七个师向西追击。可是，扯散了敌人的解放军也无法立刻“再由分散转为集中”，一时间也只能“以分散对分散”——而以当时的实力，在国共精锐的捉对厮杀中，华野部队很难占得上风。
留在战场正面的华野主力先是没啃动胡琏的整11师，接着又没打赢李弥的整8师（也就是松山战役中的第八军，蔡智诚曾经服役过的103师此时是整8师的103旅）；而突向鲁西的“陈唐部队”则被尾随的国民党军一路追着走，站不住脚，差点没跟着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
七月上旬，只有战斗力最强的1纵（叶飞）和4纵（陶勇）表现比较好一些，他们迂回鲁南，攻克了费县、枣庄和峄县，但到了七月中旬，这两个纵队却在邹县和滕县碰上了硬钉子。
快速纵队是7月15日接到增援滕县的紧急命令的。
那天上午，蔡智诚他们正在县城里开会。伞兵在这一带驻扎了一个多月，东海县的麦子被国军和共军各收了一半，“武装护粮”和“保麦运动”打了个平手，这对国民政府而言已经是个不得了的成绩了。夏鼎文专员高兴得满面红光，连连表示要给伞兵弟兄们请功。
会上进行了伤亡统计，特务队三分队死了两个、伤了两个、病了一个，关键是缺了“部队上士”。蔡智诚要求上面再给他补充一位军士长，游乐智却撇了撇嘴：“补五个战斗兵好办，想要老总，门都没有”——这倒也是，在当时，少尉中尉之类的军官随手就是一大把，可合格的上士却少得可怜，象陈保国那样的老军士都是从死尸堆里淘出来的人物，补充团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后备兵员。
一帮人正在扯皮，总部的电报突然到了，命令二大队和特务队立刻赶往台儿庄集结。
7月17日，第三快速纵队和“第二交警总队”经台儿庄北上，救援滕县。
“快纵”的队列十分壮观，战车来了、装甲车来了、十轮大卡拖着榴弹炮，天上飞机侦察、地面坦克开道，全体官兵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浩浩荡荡、杀气腾腾。
相对而言，交警总队就显得比较寒碜。他们扛着“万国牌”枪炮，有的乘日本丰田、有的赶马车、有的只能步行，跟在伞兵的后面、走得乱七八糟。
国民党交警部队是由“别动军”改编而成的治安武装，总共十八个总队（47年7月时还剩十五个）。他们名义上属交通部、实际上是军统的队伍，分布在国统区的各条铁路干线上。第二交警总队负责把守陇海铁路的徐州至黄口段，总队长是张绩武（48年被俘）。
一般情况下，交警总队的规模相当于一个加强团，兵员大约两千多人，主要装备轻武器，防守能力还不错，进攻能力比较差。但是，这个第二交警总队却与众不同——张绩武总队长原本是汤恩伯的部下（十三军少将参议），并非正宗军统出身，他对保密局的工作不怎么感兴趣，总想着要把队伍拉进正规国军的编制、混个师长旅长什么的噹噹。因此，第二总队的规模扩充得很大、火力也比较强，除了四个大队（其他交警总队只有三个），还有直属队和炮兵支队，兵员将近六千，几乎相当于一个旅，是军统中战斗力最强的单位。
第二总队的实力再强，伞兵也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
交警总队的军官大多是“别动军”的骨干，所以带出来的队伍也跟游击队一样吊儿郎当。行军路上，这帮人个个敞胸露怀、满嘴脏话，枪头上挑着鸡鸭，大车上堆满了抢来的粮食和蔬菜瓜果，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打人骂人、骚扰百姓，那副德行就跟土匪似的，甚至连还乡团都不如。
军纪差，军容也差。第二交警总队的服装各不相同，军统训练班毕业的骨干穿着美式军服、装备美式武器，被称为“洋狗队”；警察学校毕业的就穿黑制服、领章上还有编号，叫做“黑狗队”；另外还有一帮属于“土狗队”，他们原本是宿县、怀远县一带的还乡团或者保安团，穿戴五花八门、武器各式各样，要不是头上有颗帽徽、胸前有个番号牌，还真看不出他们属于正规军队。
你说，这样的人马，怎么可能让“天之骄子”的伞兵瞧得上眼。
不过，伞兵瞧不起别人，别人也看不惯伞兵。
几乎所有与快速纵队打过交道的单位都对伞兵有着相同的评价：“傲慢娇气”、“少爷兵”、“花架子”……虽然不中听，确是老实话。
伞兵的训练时间很长，实战经验却不多，再加上经常接受这样那样的检阅，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洋派。伞兵乘车时，无论站着或者坐着，身体必须挺得笔直（这是飞机机舱里的待命姿态），下车走路也必须保持队列严谨，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脚印（这是为了躲避地雷）。这些日常训练的基本要求在伞兵看来是天经地义，在别人的眼里却成了装模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