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年下半年，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兵团和陈赓兵团也相继挺进豫皖苏。三路大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为了补给军需，就同时採取了红军时期的“走马点火”政策——部队每到一处，立即开展“斗地主”、“分浮财”运动，把有钱人家的财物分给穷人，并没收地主富农的粮食供应军队——这样的“急性土改”当然可以最快地唤起贫困农民的革命热情，也能够迅速解决部队的临时需要，但它却也存在着一些毛病。首先，这种方法只能是一次性的，经过猛烈的“点火”，下回再来的时候就无钱可收、无粮可征了；其次，这种方法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军队“走马”所过之处，中农以上的人家几乎跑光，流离失所的难民纷纷逃往国统区，大量的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被简单地推向了斗争的对立面。
这个时期，四周都在打仗，只有徐州附近还比较平静。于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小城市（徐州是铜山县县城）的人口就激增了三十万，新开了上千家店铺，设置了近百处慈善机构，城里的街角空地搭满了大大小小的“窝棚”，随处可见神色慌张的难民。
在这样的城市里，泥菩萨和活神仙就成了安慰人们心灵的导师，算命算卦也成了十分热门的职业。黄河故道边的南马路是徐州卦摊最为集中的地方，从早到晚都围满了忧心忡忡的人群。
有一种卦摊名叫“灯下问鬼”，功效是可以通过各路鬼魂探听战场上的消息，因此能够预测失散人员的下落——战争年月的冤魂多、失踪人口也多，这种生意也就格外火暴。
卦摊上摆着签筒，签子上刻有记号，分别代表了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野鬼。算命先生打扮成道士的模样、拿着个拂尘晃来晃去，遇到顾客上门，他就开始作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鬼魂来问话。先生作法以后顾客就开始摇签了，可也奇怪，如果想探听东边的消息、东边的“鬼魂签”就能跳出来，如果想询问西边的情况，摇出来的肯定是西边的签子。连摇五六次都是如此，弄得顾客们对算命先生深信不疑。
（马甲破解：算命签子从外表上看两头都一样，但其实是一头轻一头重的。只要将其中一根的重头朝上，先摇出来的就肯定是它）
算命先生大多都是些老江湖，懂得观言察色。碰到身体结实的顾客，可以适当地弄点玄虚、一惊一诈地多骗点钱，但遇到那种体质不太好的老人，通常就报喜不报忧，赶紧地把人家打发走算了。可也有个别的新手不晓得轻重缓急，逮着主顾就胡说八道，唬得农村老太太连害怕带伤心、还没来得及掏钱就哭死掉了，结果钱没骗到还摊上个人命官司。
蔡智诚从来就不去理睬这些迷信的名堂，但罗华却信得不行。这小子简直是见佛就拜，才跪了观音又求上帝、抽空子还跟海国英念叨几句真主安拉，恨不得上战场的时候能够召集菩萨开大会，从土地公公到圣母玛利亚全都守在他身边。
自从伞兵把大队编制改成了团营连，原先的“军士长”职务就取消了，罗华不愿意留在连队当排长，死缠着蔡智诚、硬是到“政治指导室”当了一名协理员。按罗协理员的说法，连以下的军官都是容易送命的角色，进到营部就安全多了，打仗的时候可以在后面督战，仿佛进了保险箱一样。
说实话，这个时候的蔡智诚他们确实象是在保险箱里。当时，伞兵一团驻守黄口，伞兵二团驻守砀山，经常在陇海铁路线上与共军发生接触，而司令部直属的搜索营、工兵营、通讯营和辎重营却住在徐州城里，不开枪不打仗，日子过得十分安逸。
当时，伞兵搜索营的任务是保护城里的电力安全，这个差事说难不算难、说易也不易。那时候，徐州号称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让人很伤脑筋——大马路成天被军车和战车碾过来压过去的，想平也平不了；电话局里只有20部交换机，原本不到一千五百门的容量却要应付三千多门电话，遇到前方打仗的时候总机房里就象炸了锅，把交换员累死也没有办法；供电问题就更难办了，徐州原本依靠贾汪电厂供电，那是个日本人建造的厂子，距离徐州60公里，装机容量1250千瓦，不仅电量不够而且还经常被游击队切断线路，弄得电灯时暗时明。为了保证电力供应，徐州“陆总”只好从联合国难民救济署弄来一台1000千瓦机组（是美国军舰上拆下来的旧设备，满出力只能达到800千瓦），在“张勋官邸”（今徐州供电局）开办了一个专用发电房，而搜索营的职责就是保证这个新电厂与“重点用户”之间的线路畅通。
当时，徐州是华东军政中心，各类“重点用户”着实不少。搜索营的游乐智营长考虑来考虑去，先列出一些“重中之重”，然后再委派下属分头负责，蔡智诚承包的是“花园饭店”、“装甲兵之友”和“空军俱乐部”——这倒是三个好地方。
花园饭店建造于1916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徐州最高档的酒店。它所在的地方原本叫做按察街，后来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在这个饭馆里拜把子，俩兄弟一高兴就把“按察街”改名为“大同街”了，意思是说拜把成功、世界大同。可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不大同意他俩的说法，于是就把“大同街”改成了“淮海路”，还把“花园饭店”也改成了“淮海饭店”，以此来纪念淮海战役的胜利——其实，这花园饭店与淮海战役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倒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这里曾经是李宗仁的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