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样，和平的信号总算是发出来了，双方应该会暂且收兵、至少象徵性地停火一阵吧”，蔡智诚一相情愿地这么想。
也许是受了“和平文告”的影响，原本谨小慎微秦老汉们也变得胆大了许多。第二天一大早，趁蔡智诚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居然成群结对地跑出去买粮食，而且公然在码头上就和别人讨价还价起来，结果被国军的执法队用一根绳子全都捆了去，连累着冯家的长子也被关进了大牢。
惊闻噩耗，冯家人全都慌了神。蔡智诚急忙带着冯老掌柜赶往兵营。
说起来，蔡智诚其实并不愿意和驻军打交道。在五河县的这些日子里，虽然早已经知道当地的部队就是39军103师，但他却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底细、也没有向上级报告过自己的行踪。他原本的打算是等办完了粮食的事情就悄悄熘回贵州老家去，最好不要惊动任何人，但事到如今，由于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冯家老小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他也只好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做派、出头露面去找门路。
五河县的粮行大多集中在顺河街、中兴街和大中市附近，这一带属于39军兵站的管辖范围。所谓的“执法队”其实就是兵站的警卫连，但“执法官”的权力却大得不得了，按照《军事戒严法》的规定，警备部队执掌维护秩序的职能，可以对妨碍军务的人犯随行处置，想抓就抓想杀就杀，就象阎王爷一样。这时候，39军103师正在五河县实行军粮统购，各粮店的老闆全都被押到兵站当人质，执法队又在大街小巷抓了不少搞“走私”的贩子，于是乎，场院内外到处是绳索、铁链和木头囚笼，搞得兵站简直成了个监狱，哭爹叫娘、鸣冤喊屈、求情告饶的声音响成了一团。
执法队长的办公室就是办案的大堂，法官老爷高坐在堂上喝酒吃螃蟹，对点头哈腰的平民百姓根本懒得瞧上一眼。五河螃蟹的个头大、营养高、味道很好，曾经被朱元璋皇帝赞誉为“天下极品”，冬季里的螃蟹就更加难得，不是一般人能够吃得上的。可执法队的这位上尉长官却不象个品尝美味的材料，他的嘴唇缺了半边，喝酒的时候滴汤漏水、吃肉的时候掉粉落渣，好好的一堆螃蟹被他啃得乱七八糟，完全是暴殄天物。大堂下的老百姓在这位豁嘴老爷的面前战战兢兢，但蔡智诚却觉得这傢伙的相貌有些儿面熟，他试探着喊了一声“罗烟杆！”，结果，那小子立刻放下酒杯抬起头：“啊——是谁喊我？”
五河兵站执法队的这位队长还真是松山战斗中给蔡智诚当助手的那个贵州老兵。
抗战胜利之后，罗烟杆一直就留在103师。说起来，黔军杂牌103师的战斗力其实很一般，但它的运气却好得出奇。解放战争期间，这支部队先后受辖于李弥兵团、侯镜如兵团和李延年兵团，隶属过华东剿总、华北剿总和东北剿总，参加过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辽渖战役和淮海战役，去过胶东的烟臺、锦州的葫芦岛和塘沽天津卫，甚至还搞过两栖作战、从许世友的手里抢占过渤海湾上的长山列岛……国民党“五大主力”被共军歼灭的时候103师全都在边上，可次次都让它给逃脱了，这伙人马从北边折腾到南边，一直搞到49年10月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最后被编入了解放军第4兵团的14军（李成芳部），并于1950年由云南进藏——扳起指头数一数，打满内战全场却没有遭到过重创的国民党军部队，好象还真只有他们这蝎子拉屎的独一份。
所谓千年的妖怪万年的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先前的“王牌”全部死翘翘了，二流的货色也就升格为了一流的宝贝。49年元旦期间，103师正在安徽蚌埠一线实施“攻势防御”，这时候的他们全套美式装备，是李延年兵团的绝对主力，而当初的那个不招人待见的老兵油子罗烟杆，如今也俨然成了军需处的上尉连长。
熟人见了面，事情自然好办。蔡智诚把情况给罗烟杆一说，这位执法队长立刻十分爽快地答应放人：“大水沖了龙王庙，蔡四爷的朋友需要粮食，尽管从我这里拿！”，并且还十分热情地建议说：“程副军长也在五河口，你要不要见他一见？”
罗烟杆提到的程鹏是贵州毕节人，当时正担任39军副军长兼103师师长（后升任军长，逃往台湾），抗战期间，程鹏是103师307团的团长，曾经与王光炜、陈永思和蔡智诚一起在松山打过仗，彼此间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但蔡智诚在这时候却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兴致，他一边敷衍说：“军座的公务太繁忙，改天再去打扰……”，一边赶紧领着冯家人和秦老汉们开熘了。
蔡智诚不愿意在战场附近接触当官的朋友，更不愿意在这个时候重返军队。五河口兵站的凶神恶煞的国军官兵和那些失魂落魄的老百姓们使他想起了解放区支前军民的踊跃和热情，国共双方的巨大差距如此清晰地摆在面前，蔡智诚根本就不希望自己和这场战争再有任何的牵连。
但是，他不去招惹别人，别人却会主动上门叨扰。
第二天上午，两辆吉普车忽啦啦地开到冯家药铺的门外，前面带路的是上尉连长罗烟杆，后面跟着103师副师长曾元三（贵州铜仁人，后任103师师长，49年10月率部起义）和师参谋长牟龙光（贵州遵义人，49年起义），几位老乡一进屋子就大声地嚷嚷：“蔡老弟啊，到五河了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虽说战事很紧张，但接风酒还是应该喝一杯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