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南方，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从波托马克河下游传来某些改革的言论，譬如，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间的冬天，维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就废除奴隶制问题展开一场历史性辩论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言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南方拥护奴隶制的积极分子也炮制出他们那套为奴隶制辩护的论点。眼看着一八三三年在费城成立广美国废奴协会，一八三四年在辛辛那提莱恩神学院进行了一场辩论，还有，在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人领导下，废奴主义变为一种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而广为流传开来，南方的反抗更为坚决了。南方人实行了克莱门特·伊顿所说的“思想封锁”。一八四二年，乔治亚州赖斯博罗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写道：“由于北部和西部的黑人普遍处于骚动状态，南方变得敏感起来。我们被迫从消极应付转向积极自卫，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因此，公众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就能够发现国外和国内任何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持敌对态度的情绪或言论。讨论的气氛比过去少了，讨论的自由也比过去少了。过去，我们对自己内部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容忍的，现在却不行了。谁要是发表一些耿直的言论和呼吁，尽管他是为南方这个’家‘的利益着想，就会被外人抓住不放，加以歪曲，成为对我们进行指控的材料，那他就有失去公众支持的危险。他就得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南方的报刊也象牧师们一样，哪怕有一丁点儿社会批评的味道它都嗅得出来。威廉。伍兹·霍尔登骄做地宣称（霍尔登使他的《北卡罗来纳旗帜报》成为该州最有影响的报纸），南方“一致拒绝在欧洲和美国东部、西部各州泛滥成灾的各种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或社会平等，宣传虚无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宣传形形色色的不信宗教的主张的报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气氛下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一八三六年，安吉利娜·格里姆凯在费城出了一本反奴隶制的小册子，查尔斯顿的市长就通知住在该市她的贵族家庭，不准她返回该市。即使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的那些稍有争议的纯文学作品，在南方也没有多少人看。


    大批废奴主义的宣传品被当地邮局销毁，为了“公众的安全”留难联邦邮件已经成了南方自鸣得意的防患手段。布坎南总统的邮政部长——肯塔基州的律师约瑟夫·霍尔特，一八五九年批准了地方上关于禁止邮寄废奴主义宣传品到维吉尼亚州的裁决。他的兄弟r.s.霍尔特是一名南方的爱国者，在一八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提出责问，“南方的骑士”敢不敢允许进口北方的冰，来冰镇薄荷冷饮。


    南方“特殊制度”维护者中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在他写的《食人生番》（一八五七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专门介绍“主义的哲学”，说明它“为什么在北方盛行，而不在南方盛行”。他提出的理由极为简单，因为北方更需要改革，而南方由于得益于奴隶制，没有什么坏事，因而无改革可搞。他说，改革就象公共慈善事业一样，在南方是多余的，在北方则是必要的。只有一种“主义”在南方具有某种号召力，那就是各种主义中最无激进色彩的禁酒主义，在南北战争前那三十年多点的时间里，禁酒运动是唯一曾吸引南方一小撮领导人的“改革”。继卡尔洪当参议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他有时候被称为“脱离联邦运动之父”）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亨利·怀斯（后来成为南部邦联的将军）都是赫赫有名的绝对戒酒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先锋。一八三九年，乔治亚州一名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瑟夫·弗卢努瓦带了一份醒目的禁酒请愿书在州内周游，他在乔治亚州立法机构内徵得了五十四票的支持，票数不算少，但却遭到九十八票的反对，因而提案还是被否决了。一八五一年，乔治亚州“禁酒运动赤诚斗士”组织号称有一万三千多名会员，数字相当惊人。维吉尼亚州布雷莫的约翰·科克将军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富有种植园主，领导“维吉尼亚大学访问者协会”达三十三年之久，他发起一场运动号召在全国禁酒。一八三六年，科克当选为“美国禁酒联盟”的主席。


    有些南方人抛出一种论点，认为南方绅士“户外骑马的生活方式”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对社会持一种“泰然自若”、不挑不拣的态度，而北方人口密集的城市则成了煽动者和狂暴的改革者天然的藏身之地。无怪乎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一八二六年在麻萨诸塞州米尔伯利创立的美国讲学团运动虽然不到两年就建立了近一百个分支机构，但在南方却响应者寥寥。南方的听众不欢迎有争议的演说，诸如波士顿的美国讲学团、费城的富兰克林学社、纽约的古柏联合会以及无数其它团体带到公共讲坛上来的宏论。


    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这也有助于南方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在新英格兰，外来的德国超越论和东方神秘主义成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先导。通过卡尔·舒尔茨这样一个人，德国的政治思想对于在西部建立共和党起了促进作用。在南方则没有什么可同上述情况类比的事例。唯有为了逃避德国的政治迫害（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而侨居美国的自由派难民弗兰西斯·利贝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但人们怀疑他同情废奴主义，因此，尽管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却未能当选为该大学校长。南方最富有“欧洲”色彩的特点之一，是不通过素有抱负的移民或失意的革命者而是通过整洁的书籍引进思想。南方北部的主要铁路都通向北面，而不是由海港往南通向，这也妨碍了南方直接从欧洲引进思想。由于南方的新思想主要是从北方输入的，因此，这些改革思想不是完全走样也会部分走样。改革思想从欧洲零零碎碎地传到北方，等这些思想到达南方时，往往一古脑儿搬来，其中包括废奴主义。这样一来，各种改革都带上了北方的色彩。就在这段时期，在北方和西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正是扩大公民选举权和群众性政党兴起的时代。在全国性的政治中，“维吉尼亚王朝”时代，即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的时代，只延续到大约一八二五年；当时，获得选举权仍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新泽西州（于一八○七年）和马里兰州（于一八一○年）废除了有关财产的限制，但是，直到西部几个州（印第安纳州于一八　一六年：伊利诺州于一八一八年；阿拉巴马州于一八一九年）获准加入联邦后，白人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原则才广泛传播开来。民主化的运动逐步在人口稠密的康乃狄克州（一八一八年）、麻萨诸塞州（一八二一年）、纽约州（一八二一年）占了上风，随着其它各州宪法的修改（一九一六年至一八三○年），民主化又进一步获得了新的势头。到一八三○年，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人数比十年前翻了一番。随着争取群众的新政治的出现，各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大会、大吹大擂的竟选运动、城市里的党派头头、地方政治机构以及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也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