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的信条只不过是石原的大亚细亚主义，在50年代倒也不能再说一定要搞什么侵略，也出不了什么大错误，但问题第一是美国老大干不干？当然不可能干。至于其他国家呢，听到这段话恐怕首先想起来的是“满洲国”吧，其实不需要其他国家，日本人首先就想起来了。您老还是一边歇着去吧。
所以在政治上，辻政信没有盟友。
几次选举，辻政信都以相当高的得票数而当选。除了他以前的部下之外，辻政信还有一个最好的商标就是“清廉”，而前部下们之所以那么玩命地挺他，也是他的“义气”和“清廉”。
辻政信确实从来没有丢下部下逃走过，诺门坎的时候，他喝住了一群败退下来的士兵：“丢掉了连队长，丢掉了连队旗，你们还是不是日本军人？跟我上”。说着话，带着这群败兵又沖了上去，找到连队长和连队旗以后，“三个人一具尸体，全部要抬回去”。
但是士兵们可不知道就是这位辻政信参谋一次次把他们和他们的同伴们送上死路，他们知道的只是亲眼所见的辻政信参谋从不丢下一个同伴，哪怕同伴已经成为了尸首。
辻政信和他酒色财气俱全的思想导师石原莞尔不同，他不近女色，不爱钱财，是个禁欲主义者。
1929年9月，27岁的陆军大学校学员，陆军步兵中尉辻政信和大坂市的一位官吏女儿结婚，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女人。
第二天，兴奋的辻政信对人说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一个晚上居然咻嘿了十次。这件事一直被人传为笑谈。
但在其他时候，辻政信绝对不近女色，他曾经把一口酒吐在一个要为他来斟酒的艺妓脸上，让同席者都下不来台。
1940年7月，辻政信少佐从武汉冈村宁次的11军军部被弄到南京的支那派遣军司令部。为什么说是被“弄到”呢？也有奇怪的由来。
辻政信少佐从关东军调到11军是作为一种对诺门坎事件的惩戒，所以11军的军官们一开始很看不起他，冈村宁次中将第一次接见他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穿军服，只是穿着一件浴衣。但是马上那些白眼看人的军官们就开始后悔了。
冈村中将不知道应该把这位辻政信少佐怎么办，和参谋长青木重诚少将商量下来，先让这位去做“纪委书记”吧。让他去整顿军容风纪，不让他干军务，总捅不了漏子了。
他们错了，辻政信少佐可不会放过一个可以弄权的机会。他带着宪兵夜以继日地在武汉三镇到处抓人，酗酒的，玩女人的，挪用公款的，最后经济参谋杉本浩一少佐被他吓得畏罪自杀，这下冈村才知道这位是刺儿头，留不得。和参谋长商量以后，决定通路子把他弄走，弄到哪儿都行。最后作战参谋安藤尚志中佐走通了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四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中佐的路子，总算把这尊瘟神给送到南京去了。
一天在南京总司令部高级军官食堂，辻政信发现他的座位上放了一把扇子，不经心地拿起来一看，是当时南京最有名的料亭“福宫”的老闆娘送来的，顿时脸色一变，对周围拿着扇子扇风的军官们喊道：“福宫老闆娘送来的扇子，你们不嫌有腥味？来人，把扇子全部收起来，送回去。”
要知道，在场被这位升中佐还在一个月以后的少佐参谋吆喝的将军中有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和总参谋长，前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将！
辻政信的苦行僧行为，给他带来了人望，带来了选票，但是也给他带了厌恶和麻烦。不仅议员们都不喜欢和他来往，就选民也对他失望。因为辻政信弄不来钱，帮不了他们的儿子找工作，女儿上大学，而这是议员必须干而且必须会干的。
辻政信和他的思想导师石原莞尔不同。石原莞尔有建设欲望，而辻政信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破坏狂热分子，战时是用枪炮破坏这个世界的面貌，现在是和平时期，辻政信则在用语言破坏这个世界的秩序。
但是和平时期不需要破坏者，所以连辻政信自己都知道（虽然晚了点），这个社会好像要抛弃他了。
但辻政信是不会束手待毙的。
辻政信还是匹机敏的豺狼。
进入陆军幼年学校时，他是“补缺”进去的。什么叫补缺呢？日本学校招生时是公布名次的。紧贴在定额外的考生，如果在定额内的考生因故不来了的时候，由这些考生轮番补进去，这叫“补缺”。
辻政信考陆军幼年学校的时候，是考了51名，恰好名落孙山。但是有一位考生体检不合格，就由他补了进去。但是到毕业时，辻政信的成绩是首席。陆军士官学校也是首席毕业，陆军大学校还是第三名的军刀组。
辻政信对于察知危险和躲避困境有像野兽一样的本能。当年他能从五强国的追捕天罗中脱身而出就是证明。现在他比别人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两难处境：国会议员这种政治家并不适合他，而他又一定要保持这个并不适于他的位置。因为他是辻政信。用一句别人评论他的话：“辻政信从一介少佐开始就在操纵日本”。他习惯了这种地位，习惯了这种社会精英的感觉。他无法习惯被岸信介开除出自民党的遭遇，虽然他和岸信介短兵相接，在选举战中大胜，可是身份不一样了，他现在是无所属，无党派，也就是说在国会无权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