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府应该下台了。
这样的国家应该改变了。
4月22日，以康有为和梁啓超为首的81名在京参加考试的广东举人上了街，他们要向政府递交一封请愿书——实际上是写给帝国皇帝的一封信。这就是中国历史书中所说的“公车上书”的开始。
“公车”，古代指“官车”。中国的汉代，各省举人上京考试，其交通问题由国家给予解决：举人们乘坐公家的车马被逐站“递送”。后来就以“公车”代指举人上京考试，同时也代指那些参加国家考试的学生们。
清政府的法律规定，举人没有直接向皇上上书陈言的权力，要上书，必须由都察院转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监察、弹劾和建议机关，也是接受民间“信访”的最高机关。作为帝国政府权力如此之大的衙门，有把请愿书送上去的职责，也有扣押下来自行处理的权力。特别是，举人们的请愿书不但是直接议论国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写给皇帝的，任何官员处理类似事件的时候都不能不小心从事。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士人干政”当做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何况康有为们写的“请愿书”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无以复加，手稿被传抄出来时，市井上“争相看阅”，观者“莫不嗟悚”——嗟，感嘆；悚，恐惧。难怪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送给皇帝看。
于是，“公车”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的“串联”。在康有为和梁啓超的鼓动下，一千多名举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请愿书上联合签名，而其中广东省和湖南省的“公车”们几乎全部上阵。在中国，湖南和广东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箇中原因，梁啓超讲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梁啓超《湖南广东情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真是绝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横流峰险林密，从知识分子到土人，从男人到女人，个个精力充沛思维旺盛，有不当“革命斗士”就当“绿林大盗”的强悍民风，特产行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诡计多端的阴谋家。而广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革命”的发源之地，原因是广东受到商业文明的薰陶绝早，富裕而开通，赤脚的南人懂得自己抡起甘蔗砍刀理所当然，而殷实的粤商更是以倾家荡产地贊助“革命”为乐事。
湖南、广东带动，各省纷纷“继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着蓝色长袍，梳着辫子的帝国“公车”们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们口号加演说，“面容悽惨，垂涕陈情”，声援和看热闹的市民人头攒动，北京城一时像过狂欢节，都察院门口更是乱作一团。听说阻止上书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于是“公车”们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家”，结果吓得这位大员立即声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干脆辞职了。
上书多日，不见政府的反应，更不见皇帝的答覆。康有为和梁啓超认为是“声势不够”，必须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否则不能“大震朝廷”——深宫里的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京城里发生了什么！于是，康有为连续一天两夜没合眼，一口气写出了一份1.8万字的请愿书，梁啓超从旁慷慨誊写。他们决定举行18省举人的联合大集会，集会的地点定在北京宣武门外达智胡同12号的松筠庵，日期定为5月1、2、3日，连续三天。因为5月8日就是中国皇帝在《马关条约》最后文本上盖玉玺的日子了。
松筠庵，原是明代因弹劾奸臣严嵩而受到迫害的着名“忠臣”杨继盛的故居，这个地方被文人们选中，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的“文以载道”的精神。
第一天，5月1日，达智胡同“车马塞途”。康有为发表演说，声言不变法国家就完了。演说完后，举人们在“请愿书”上签名——有毫不犹豫的，有迟疑勉强的，当然，还有熘走的。
第二天，5月2日，康有为们盼望的不仅仅是“车马塞途”，闹不好来的人多得会把京城的南边踏平了。但是，日上三竿时，松筠庵内仍冷冷清清，仅聚集了十几个人。刚才还是晴天，突然“大雨震电，风雹交作”。一个太监模样的人来到松筠庵，径直来到了康有为的面前。史书记载：“康圣人仓皇起来，招引来人到另一间房间里谈话”。自那一刻起，康有为再也没有提过上书的事。
第三天，没人来了，包括康有为。
同是在这一天，京城内传遍了一个消息：康有为中进士了。
中进士是寒窗苦读的每一个帝国文人的梦想，因为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被朝廷授予官职。中国人需要前程，中国文人更看重前程。
至于举人们5月2日不来，原因有二：一是那个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派人连夜到京城内凡是住有赶考举人的大小客栈去“做工作”，要挟警告他们“切勿盲从”，小心各自的功名前程。二是5月2日一大早，孙毓汶进宫通过李莲英去找慈禧太后请求“立即盖玺”，言：“日军必不耐烦，数日之内可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老小，实不敢做此孤注一掷之举！”果然，慈禧立即下达了批准《马关条约》的懿旨。至于慈禧速下决心的原因，数种史料记载情节离奇但内容一致：李莲英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对慈禧太后说：“此岛不过豆大之一点耳，割之何妨。”于是，“慈禧信之”——用一个“豆大”小岛保大清的朝廷，她认为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