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神智混乱的康有为立即向皇帝递上一个奏摺，内容是“联络与国，实行合邦”。这是康有为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也是最荒唐的一个建议：“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凡有外事，四国共之，则俄人不敢出，则德、法无所附，势必解散。”（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这真是穷极无路的文人才能幻想出来的“政策”。帝国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先于国人了解了一些外部世界，但也仅仅是刚刚接触而已，他们在封闭的国度里对整个世界秩序是无知的。于是，康有为并不担心日本、英国和美国愿不愿意与中国“合邦”，他担心的是自己的皇上嫌“合邦”的名义不好听，会以为或许有点“卖国”的意思，为此他规劝道：“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联合英美日”其实是洋人出的主意。英国人李提摩太向康有为出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着西方各国瓜分中国的形势，其中在中国的北方，一只黑熊占据了地图的绝大一片。李提摩太建议中国必须和日、美、英三国实行“联合”，抵抗住俄国人才能使中国不致亡国。这个英国人的建议与康有为给中国皇帝的奏摺的区别在于：康有为没有把英国人的心思看明白。按照李提摩太自己的说法，他的真实意图是：争取在一年之内，“把中国的全部行政管理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构、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要加开几个新口岸，对英通商。”
“合邦”奏摺註定只能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幽默。
洋人们给康有为的最后一个建议倒是实实在在的：赶快逃亡。
15、思想随着人头落地
翰林院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慄不发一语，良久嗫嗫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辞，临朝训政，凡上所兴革悉反之。”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慈禧）原定初六日还宫，皇上于初三日代传懿旨，忽于初四日酉刻进城，诸务仓卒未备。”
以上两则所记载的慈禧回宫时间有异，前者是黎明，后者是晚上。据光绪二十四年的“起居注”记载，慈禧回宫的时间是“初四日申刻”，既下午3时至5时。
无论是那一种记载准确，总之，9月19日，在谭嗣同和袁世凯商量围迫颐和园的第二天，慈禧突然回到了紫禁城。
慈禧回到紫禁城后的动作是：直接到光绪的殿内，将皇帝的印章和文件全部拿走，然后说皇帝忘恩负义，企图要谋害于她。最后决定她上台掌权，理由是“皇帝病了”。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政变”。
第二天，9月20日，按照事先的安排，光绪还有一项“外事活动”，那就是慈禧十分惧怕的皇帝与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会见。为了不引起洋人们的牴触情绪，慈禧恩准这个接见照常进行。但是，伊藤博文在见到中国皇帝的时候绝不会想到，皇帝背后一间挂着珠帘的房间里，慈禧正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日本《梅尔报》刊登了中国皇帝接见伊藤博文时的情景：当伊藤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且对光绪表示钦佩的时候，光绪皇帝转移了话题，问起伊藤博文在中国的起居饮食。伊藤博文随后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光绪皇帝的回答是，可以把意见和建议通过总署上报到他这里。
接见完伊藤博文，光绪召见了袁世凯。被皇帝直接提拔的高级官员在离开京城前都要“进宫请训”。这次召见连对慈禧回宫并不知情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气氛不对：光绪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袁世凯见此情景小心地劝皇帝变法不能“操之过急”，还说张之洞这样的老臣可以重用，而那些“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缜密”，皇上要多多留心——袁世凯的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慈禧听着十分顺耳。这不知是袁世凯命运里的福气，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经验所决定——试想，如果袁世凯在这个场合哪怕稍微透露一点谭嗣同与他谈话的内容，局面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天皇宫里的召见记录上记道：皇上“无答谕”。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为戊戌变法中的“无耻叛徒”，说是由于他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中国人对遥远的历史戏剧化的解释。袁世凯并没有告密。当慈禧回到紫禁城并且控制了光绪以后，袁世凯还在北京接受了光绪的召见。召见完毕后，中午他动身回天津，当晚见到荣禄。在这个时候，他对是否该把秘密告诉荣禄依旧犹豫不决，而刚好有人来拜访荣禄，袁世凯就告辞了。直到第二天，也就是21日，袁世凯才将杀荣禄和围颐和园的事情告诉荣禄，荣禄听了之后“大惊”，但他并没有如后人所说的那样“立即化装进京告密”，而是与袁世凯两个人躲在屋子里商量怎么办。中午的时候，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和袁世凯出示“训政之电”，荣禄和袁世凯这才知道慈禧已经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