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乱伦，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


    晴天里，把眼挖，丑事不可见祖先。


    口喊天主挖心肝，问问后辈安不安？


    奉了教，起祸端，为了欺民又压官。


    讲长短，是非颠，良民敢怒不敢言。


    拆庙宇，扒庵观，惹得神仙把脸翻。


    天无雨，地晒干，俱是教堂止住天。


    诵咒语，念真言，中华子弟设教坛。


    焚黄表，敬香菸，恭请神仙到凡间。


    神出洞，仙下山，仗着凡体把道传。


    枪打不晕，刀不沾，大炮不过冒空烟。


    大伙齐心把拳玩，练成铜头铁背坚。


    十八般武艺都学会，要除奸种不费难。


    非学教，不安然，凡体即可练成仙。


    天主教，不必欢，你看神上法无边。


    英吉利，美利坚，法俄德奥俱胆寒。


    手挽手，联中原，神拳传众遍人间。


    扒铁道，噼电桿，然后再烧大轮船。


    鬼子逃，洋奴敛，中华一统好河山。


    五谷丰登太平年。


    （《义和团乩语·其一》，载《义和团史料》。）


    在北京城高大的城门两侧，悬挂着一副巨型对联，出自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现任皇储的“老师”、80岁的大学士徐桐之手。这副对联是对帝国农民最大的舆论支持，是扑朔迷离的帝国政局中惹人注目的半官方表态。同时，被称做“对联”的这种中国古老文化背景下特有的文字游戏，一旦出自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最高职称的“大学士”之手，必然也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千古绝对”：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横批：朝廷赤子。


    （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参见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3页。）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北方晴朗而多云的天空下飘浮。


    义和团的神灵在帝国都城高大而沉重的城墙下游荡。


    洒落下年轻生命鲜血的青纱帐，槐香里升起炊烟的四合院，感受着铁轨震动的大平原，映照着夕阳的紫禁城中金色的琉璃瓦，还有这个拥有几千年生命力的伟大的帝国，在此时此刻，只能祈祷并祈望“神灵”的保佑了。


    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


    1、载家兄弟和石榴裙边


    中华帝国的官僚阶层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群体之一。不了解这个群体的思维模式，就无法解释发生在中国历史上连绵不断的奇闻怪事。不了解这个群体的行为特徵，就不能说了解了中国，了解了这个东方民族。


    中华帝国官僚阶层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最显着的行为特徵是：彻底混淆国事与家事的区别。


    关于“国”与“家”的概念，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从这块大陆上有了“国家”的那天起，就似乎没有清晰过。


    中华帝国延续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从根本上讲，是架构在以宗法血统为基础的“家庭式”框架之上的。从秦到清的帝国政治从来没有和家族统治剥离开来。儒家学说从道德伦理上把“国”与“家”描绘成一个整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国家也是家庭的等级和阶级模式。“齐家治国”是中国汉族人的道德宗师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以后的中国人向来认为治理国家不过是管理一个放大的家庭。中国封建社会的朝代历史都是以某姓的一个家族“坐天下”为标志的。一个家族，甚至一个人物的兴衰，便会成为至今沿用的划分中国历史某个阶段的绝对标准。这个特徵表现在政治行为上，就是在中华帝国的国家政治中，“公”与“私”的区别、“国”与“家”的区别几乎微乎其微，“公事”就是“私事”，“私仇”就是“国雠”。于是，某个人的个人命运就会影响抑或可能导致整个帝国的兴盛或者危机。


    西方人一直认为自己的“个人主义”优于中国的“大家庭主义”，其实在中国，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根本不存在。中国人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与生俱来的“个人家庭”和“国家家庭”的双重包围之中，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不曾也不能真正地“个人”过。无论是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在国家政治中，每个人都将遵守着一份由宗法血统交织而成的契约，这个不会被时光割断的契约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是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因此，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所谓“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中国人一向耻与谈及“私有财产”和“个人价值”，但是，在漫长的封建帝制时代，“私产”的概念竟然可以是整个国家——至少对帝国的统治阶层而言就是如此。


    于是，中华帝国的官员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为某一个家族负责，而对这家族的负责就等同于对整个国家负责。同时，由于官员阶层扯不断的家族血统关系，所以官员们的所有行为也是在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也等同于为国家政权负责——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们的个人悲喜剧，几乎都是同一样的模式：或者因为得宠于“家长”而飞黄腾达，或者因为冒犯了“家长”而满门抄斩。这样的模式被中国的所有文学艺术当成绝对的骨干情节，弄得一个泱泱帝国的形象永远像夫妻失和婆媳斗嘴的张家堂屋或李家后院，弄得一部中华帝国的历史永远如同一本只记录着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的琐碎日子的流水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