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只要是当官的，每年还有不算受贿的额外收入，即下级官员送上的礼。由于这是帝国的一种“制度”，于是就有“冰敬”、“炭敬”、“别敬”等文雅含蓄的名目。所谓“冰敬”，是夏天送的钱，好像是“降温费”，在巡抚、督军和军机们之间通行。“炭敬”，是冬天送的钱，好像是“取暖费”。帝国最流行的是“别敬”，即一个官员得到升迁时送给有关官员的“感谢费”。这种“感谢费”的价码根据官职大小和“感情”薄厚而定，少则十两八两，多则上千数万。一位曾经从帝国都城普通衙门升迁到四川省当官的官员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载了他临行时送的“别敬”数目是白银1.5万两。而另一位到陕西任粮道的官员的“别敬”达到了1.7万两。自己的巨款迫不得已给了别人，那么他们只有在其任上迅速地将“本”“赚”回来，当然赚的肯定还有“本”以外的“利”，因为比他们更小的官员在升迁的时候也会给他们送“别敬”。


    帝国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穷官”，但是，整个帝国内，没有一个官员不叫唤自己“穷”的。就连王公们也时时要表露出自己就快“山穷水尽”了。这是帝国在19世纪末的又一种黑暗：声明自己“穷”，无不是索贿的一种暗示——帝国末期官员们有多少钱也觉得不够花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糜烂。


    清末，中国有了一句几乎无人不知的话，而且流传甚久：天下越乱，国人越吃。


    官员们狂吃不止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政权即将崩溃的时候。


    帝国的官员们向来是“连吃带玩”的。那时的国人都爱“听戏”：“晚近士大夫习于声色，群以酒食徵逐为乐，而京师尤甚，有好事者赋诗以记之曰：‘六街如砥电灯红，彻夜轮蹄西复东；天乐听完听庆乐，惠丰吃罢吃同丰。街头尽是郎员主，谈助无非白发中。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徐珂：《清稗类钞》。）所谓“天乐”、“庆乐”为戏园子，“惠丰、同丰”是饭馆，而“胡同”指的则是妓院。官员们为了应酬吃喝整日奔忙，往往一个晚上同时在几个大饭庄或者张府李府之间来回“赶场”。“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无日无之”，杯碗罗列，山珍海味，划拳行令，一醉方休。震钧《天咫偶闻》记载：“今日一筵之费，至十金，一戏之费，至百金。”


    官员们吃起来花样百出，不怕花银子。《汪穰卿笔记》中说：


    京官四人为食鱼翅之盛会，其法一百六十金购上等鱼翅，复剔选再四而平铺于蒸笼，蒸之极烂，又以火腿四肘、鸡四只亦精选，火腿去爪、去滴油、去骨，鸡鸭去腹中物、去爪翼，煮极融化而漉其汁。则又以火腿、鸡、鸭各四，再以前汁煮之，并撤去其油，使其清腴，乃以蒸烂之鱼翅入之，味之鲜美盖平常所无。闻所费并各物及赏犒庖丁，人计之约用三百余金，是亦古今食谱中豪举矣。四人者为翰林林贻书、商部主事沈瑶庆、候选道陈某，其一人则不记矣。（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这样的菜餚，不要说花多少银子，仅仅消耗的时间就很可观。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灾难同时每分每秒地在向帝国临近，而帝国的政府官员却能耐心地观看厨子们如此烦琐地制作一道菜，其心态令人吃惊。


    更令人吃惊的事还有。尽管京城里已是一片混乱，但是戏园子里的剧却照演不误，官员们捧坤角的彩也照喝不误：“近日京师梨园，声价十倍，红氍毹上，清歌一曲，缠头辄费千金。”（《觉花寮杂记》，转引自《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63页。）帝国的时局越危机，官员们好像越开心。外国联军云集中国沿海，义和团云集北京城内，炮火连天，尸体遍地，帝国的官员们越发表示出对“艺术”的酷爱。为了更热闹些，他们每人交上几两银子——谓之“凑份子”，然后聚在一起摆酒席招妓女：“同年公会，官僚雅集，往往聚集数百金，供一朝挥霍，犹苦不足。”（震钧：《天咫偶闻》。）也许在炮声中，戏子们的歌唱和妓女们的媚笑，更有另外的一番风韵？


    有人这样描绘帝国的官员：胖、好色、虚弱。


    准确之极。


    这样的官员，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就用不着奇怪了。曾经当过赛金花丈夫的帝国大员洪钧是举国公认的欣赏美女的内行，但在国家外交上却是一个白痴。他奉命到中俄边境和俄方一起“勘测边界”，由于手上没有当地的地图，他竟然从俄国人那里买来一张，然后按照俄国人画好的地图“勘测边界”，其结果可想而知。另外一个帝国官员崇厚，奉命到俄国去谈判关于新疆伊犁的问题。俄国人发现，这个中华帝国政府派来的官员竟然连基本的外交知识和起码的地理知识都不具备，并且“他急于回国料理家务”，于是，在俄国人故意天花乱坠的一阵阿谀奉承之后，崇厚便稀里糊涂地在条约上签了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大笔一挥，不但中华帝国政府要毫无道理地支付给俄国人相当于500万卢布的“赔款”，而且竟然把特克斯河流域和重要的军事隘口木扎提山口全都“割让”给了俄国。朝廷知道后，急电崇厚，不许他在条约上签字，但是，朝廷的电报到达的时候，这位帝国官员不但已经签了字，而且“未经奉旨擅自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