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军团中的英国军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在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准确炮击最猛烈的一次是7月6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叫做“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受到猛烈的炮击，“10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颗炮弹准确地穿过了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而另一颗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又一颗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片弹片，其中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而最可怕的是，一颗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同上）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一个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中国百姓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枚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像。更可怕的是，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军团紧急转移。
不管军团的英军指挥官是否明白中国军队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所为。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官兵和义和团农民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中国青年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没有看见中国军团过份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了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之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在泥泞中为英军士兵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儿，但中国军团的士兵还是一声不吭地一直把那些大炮推到了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个方向上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中国军队的猛烈炮火下一次又一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立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联军拥挤不堪，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使这里成为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军人互相咒骂和推搡的混乱之地。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的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原因很简单，他们最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里和房屋里的那些中国式的藏身之处。
1900年7月14日，随着日军敢死队员爆破城墙的炸药包的猛烈爆炸，联军开始对天津南门进行最后的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有了踪影了，只有少数中国士兵和义和团的抵抗依旧顽强。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们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命令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的物件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
1900年9月5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捨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守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老照片》第二十一辑，山东画报出版社。0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士兵到达北门的时候，所看见的情形肯定会令这些中国青年终生难忘：尸体堆积如山，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紧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自己已经受到重伤的母亲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堆积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们看上一眼，因此这位中国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像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当天津城陷落的时候，那些随着外国联军一起攻击中国北方这座重要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国之都城北京面临着巨大危机。而北京一旦陷落将意味着整个大清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也许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