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摺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
视师，请拨拳民三千人以从，秉衡先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罗敦融《庚子国变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3页。）
8月8日，联军向北京方向长驱直入，没有遇到抵抗。给联军造成困难的是官兵不断地中暑和食品的严重短缺。联军经过的所有村庄都受到彻底的洗劫，但是依旧不能满足联军的基本需要。联军洗劫村庄的时候，没有受到帝国村民的反抗，但是怪事还是不断发生。比如，行军中的日本军队听见了一声撕心裂腹的惨叫，过去一看，一个日本士兵不知被谁捆在一棵树干上，士兵的脚下堆积着的柴火正在熊熊燃烧。
这天，联军和奉李秉衡令驻守河西务的张春发部和万本华部接触。帝国的地方部队和义和团的农民们混杂在一起，在联军密集的炮火轰击下几乎立刻溃散。“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今北运河）为之不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战斗，更没有证据表明北京来的义和团和洋人们打了真正意义上的仗，尤其是“八宝法物”在战斗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威力。义和团们似乎仅仅在庄稼地里挖了一天的土——这才是帝国农民的真正本行。联军冲上来时，看见旷野之中到处都有挖掘的痕迹，如果这是在挖战壕的话，工程的规模之大让联军不免惊骇。
9日，李秉衡亲自率领的部队到达，立即与联军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在很快陷入溃败状态的时候，马玉昆带领官兵从杨村方向撤退到此了，李秉衡心里立即燃起希望，因为如果加上马玉昆的部队，帝国军队在河西务防线上至少有4万兵力了，于是主张和马玉昆“合队防守河西务，并力御敌”，但是遭到马玉昆的拒绝，理由是“寇众我寡，势不敌”。另外的原因很简单：马玉昆没有理由听李秉衡调遣。
11日，联军向通州城的攻击号吹响了，李秉衡如同裕禄一样，感到自己的死期已到。部队没有后勤支持，官兵们断了粮食。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帝国政府已明确表示，北京无法供应所需弹药，弹药要从“山东调拨”，这两天他给部队的命令之一就是：寻找民间铅器，就地熔化造弹。联军的炮声一响，李秉衡身边突然没人了，只剩下他从北京带来的几个幕僚。他对这几个幕僚说：“国运不济，无力回天，各位另谋生计去吧！”幕僚们纷纷散去，只有编修王廷相不肯走，投河自尽。
李秉衡老泪纵横，但是他不甘心。他带领一部分官兵趁联军向通州攻击前进的时候，想迂回到联军后面进行袭击，但是，在行进到码头附近的时候，“所部均不愿再战，相率退去。”
在被慈禧任命为“办武卫军事务”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绝望的老人李秉衡转身进入一间草屋里，“仰药死之”。
他留有一遗书，内云：“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义和团史料》（下册）646页，转引自《晚清七十年》，（美）庞德刚着，岳麓书院1999年9月第一版，第439页。）
这个给帝国的历史骤然间平添了一层再也抹不去的伤痕的人，临死前才明白自己是“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没脸见任何人。
李秉衡的自尽，不是畏罪，而是彻底的绝望。
是日，荣禄入宫向慈禧禀报李秉衡自杀的消息，“君臣相对而泣。”太后言：“皆诸王公及拳匪所酿之祸，使国家至于此也。”（《景善日记》1900年农历七月十八日。）
李秉衡自杀之后，前来“勤王”的四支地方部队立即失控，不战而退，狂奔三日。江西来的地方部队陈泽霖部的官兵一口气逃到山东济宁才停下来——这伙官兵跑到济宁不跑了，官兵们摆摊做起了生意，拍卖所掠衣裘首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