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连忙逊谢道：“真人不必如此，李道长也并非刻意泄露。只是日前我往真人处拜会，恰巧真人外出救治贫病未归，唯有李道长留居整理文稿，遂与之略略谈了几句。不想瞥眼间看到真人手迹之《过阴山》诗，但觉词意高妙，便记了下来。回到下处后愈思愈觉情境悠远，忍不住便唐突命笔，擅和一韵，望真人莫怪啊。”


    “晋卿先生有过目不忘之才！只是这个志常怎么思毫不曾提及先生来访之事呢？山人未能回拜，真是失礼啦。”


    “真人这是说得哪里话来，晋卿乃后辈，原当先行拜访。只是一次不遇却不能再访，实是慎于始而不能敬于终，惭愧之至了。”


    二人既将误会根由说清，心情就愈发抒畅起来。虽然彼此之间信仰不同，但俱有一副悲天悯人的仁心慈念，因此愈谈愈感投契，只觉相见恨晚。当下也不顾夜露清冷，便于河边席地面坐，簇膝谈心，互诉衷肠，浑然忘却了天上星移斗转，人间风月暗换。直到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踏着阿姆河边的青青草原向着成吉思汗的黄金宫帐奔去之时，才打断了他们的热烈交谈。再察天色，东方的天际已微微发白。


    “看来又是紧急军报呢。”


    楚材望着那条飞快移动的黑影，喃喃自语。他之所料果然不错，这又是来自者别与速不台方面的另一位使者。他用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向成吉思汗禀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蒙古军要与西面的斡罗思诸公国开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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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老子》第一章。


    （2）见《老子》第四十一章。


    （3）见《列子》天瑞篇。


    （4）见《列子》黄帝篇。


    （5）打耳班（derbend），今俄罗斯杰尔宾特西。


    （6）以上两段见《庄子》内篇·逍遥游。


    （7）这两句话均出自《庄子》内篇·养生主。


    （8）见《庄子》外篇·秋水。


    （9）见《庄子》内篇·应帝王。


    （10）原文见《长春真人西游记》，本书有删改。


    （11）见《庄子》内篇·齐物论。


    一


    更新时间:2005-7-23 10:27:00


    字数:2300


    所谓蒙元，非指大汉所理解的"蒙古人的元朝"，而是一个规范的历史名称，即大蒙古国与元朝这两个一脉相承的国家的合称。


    在纪元12-13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争执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蒙古元朝。赞美者有之，诟病者更多，上至文豪巨擘，下至贩夫走卒，莫不言之、论之、思之、辩之。然，人心之难，莫过"公道"二字，总会因为某些情感、倾向、立场等等因素而左右其观点，故而百论杂出，莫衷一是。今作此文，虽不敢言"正视听"，且就方今流行之言论佐以志史之证，一探真伪。


    论之一 屠西夏论之辨伪


    后世诟病蒙古者，多极言其残暴不仁，杀人无算，尤其屠灭西夏，毁弃一朝文化。然则，此言何据而得之？尝问于持论者，未得其答。今驳之如下：


    这里所言之西夏人，并非特指建立该国之主体民族党项人，而是函概了生活于西夏国境之内的各个民族。他们通过两百年的同休戚，共命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蒙古对西夏之徵服，始于纪元1205年，之后于1207年与1209年通过两次战争迫使西夏降伏，成为藩属。真正引发灭亡西夏之战的因由起于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前夕，成吉思汗命西夏履行藩属之责，共同出兵，遭权臣沙阿敢不大言拒绝，遂深恨其言而无信，故于西征回师后的1226年发动征讨之战。至1227年成吉思汗病故后数日，西夏主李睍开城投降，该国之政权实体遂告消失。


    然而，《元史.太祖本纪》之中并无屠灭西夏之语，惟有成吉思汗临终遗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其意思是说，自1226年起，成吉思汗已经下令不得随意杀掠，当时忘记下诏书说明，如今补完，令所有人都知道。可见，他的遗诏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停止杀戮。既已停止，何言复屠毁西夏呢？


    再举一证，见《蒙古秘史》第268节，其文中确有成吉思汗遗言将西夏人"轸灭无遗"之语，但是后面还有另外一句"（成吉思汗）升天后，与也遂妃以极多唐兀惕（tankqut，另有"唐古惕"，tangout，"合申，qachin"之称，皆为西夏之蒙古别称）百姓矣"。也遂，成吉思汗五大妃之一，征西夏时随行侍奉。她分到了极多的西夏。极多是多少呢？书中虽然没说具体数字，但是既然能够记入史书，其数目当非小可。


    唯一提及屠灭西夏的文字，见于《多桑书》，"待唐兀主及期出城来谒时，执杀之，并屠其城民。后诸将果如命而行"（第一卷，第九章，冯承钧译）。然而，冯承钧在其后所作注释里也提及《元史》里没有西夏主之生死记载，《通鑑纲目》则只说逮捕了西夏末代国王李睍。可见为孤证。即使真的发生了屠城，也只是屠灭了西夏的首都兴庆府而已，西夏的城市不止这一座，其文化即使有损失，也不至因此毁灭。其种族更不可能是这一次屠杀就灭绝了。


    再者，多桑本是欧洲人，其书相对于《元史》、《秘史》、《拉施特书》等文献相比，成书晚（19世纪初），内容多取前人之作为资料，因此也难免有许多以讹传讹，道听途说之嫌。尤其是採取了略古详今的写法，关于成吉思汗的篇幅甚短，难免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