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破译大量的日本无线电信号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但是,大量截获的情报表明,在官方宣布中立的美国,尤其在华盛顿特区,聚集了大量的日本和德国间谍。情报还表明,在罗斯福政府中有数量不详的高官在有意或无意地为东京或柏林提供高级情报。
华盛顿的日本大使向东京汇报说有“j”和“w”这样两个人,他们能够靠近总统及其夫人,是日本可靠的情报员。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是总统的社交熟人?是政客还是罗斯福政府中身居敏感部门的高官?
1941年5月,住在华盛顿的日本间谍头目、狡猾的日本大使向总部汇报说用于发展情报事业的50万美元已经收到。那么,在华盛顿谁是这笔巨款的收款人呢?日本大使在他官方的大使馆里控制了整个西半球的日本间谍。
5月19日,这个毕业于美国布郎大学的日本大使在校友会上,认出了两个以前的同班同学,其中,“w”在美国外交部欧洲司供职,另外一个是着名的议员。这个日本人说这两个人对他很有用,“有用”是什么意思?
胡佛领导的高效的联邦调查局和军队的情报机构对这些华盛顿高官有意或无意地帮助日本和德国的行为进行监视了吗?这些问题都无从知道了。
史达林(1)
在1941年6月19日到20日这两天,数量超过300万的德军秘密地潜伏在长达2000英里长的苏德边境。他们是乘着坦克和装甲车来到这里的,这些坦克和装甲车的车灯都被蒙上了。
白天,他们被禁止发出任何声响,就连坦克盖子的嘎嘎声,都会引来军官的责备。只有到了晚上,德军士兵才被允许到附近的河流或其他有水的地方偷水,而且一个晚上只能有很少的几次。
数以千计的坦克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每一辆坦克都备有10个汽油罐和许多弹匣。很明显,这是为一次大的战争所准备的,实际上,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千里以外的莫斯科。
这场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爆发了。这次行动被命名为“巴巴罗萨”(古罗马皇帝名——译者注)。希特勒来到东普鲁士一个密林中的指挥所里,以便亲自发出进攻的命令。随着h时刻(进攻时刻)的到来,希特勒越来越兴奋,他大声对手下的将军们说:“巴巴罗萨一开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震惊。”
在遥远的东方,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史达林对大量的表明德军要进攻苏联的消息毫不理睬。种种情报表明,在北起芬兰、南到黑海的广大地区,苏联都已经受到德国的巨大威胁。在当代所有国家领导人中,从来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得到那么多的高级情报。
就在3个月前,英国首相邱吉尔对史达林面临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他在4月3日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
首相致斯塔福德·克瑞普先生(当时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以下内容请务必亲自转出:
“我从可靠的消息渠道得知……德军正从罗马尼亚调集5个装甲师到波兰南部……请您对以上消息保持警惕。”
很奇怪的是,苏联外务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molotov)从克瑞普先生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直到3周后,也就是4月22日才把它交给了史达林。
邱吉尔信中所说的可靠消息渠道指的是阿绰。它截获并破译了数以百计的德军情报,这些情报都表明,德国正在集结大批的军队到苏联边界。
史达林从自己的观点嘲笑了邱吉尔的警报,因为,在两年前即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史达林确信,邱吉尔这个共产主义的敌人在离间苏德两国的关系。
不久,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支持邱吉尔的情报大量涌进了克里姆林宫。这些情报中有一份来自日本的里察德·苏尔哥(ri插rd sorge),名义上他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邮报》驻远东的记者,实际上他是苏联的间谍。
约瑟夫·史达林国家档案馆
在日本,苏尔哥和德国驻日本的使节尤根·奥特(eugen ott)将军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而奥特将军与德国的高层军官保持着密切的联繫,经常能够得到最机密的情报。奥特经常将这些情报毫无保留地讲给老朋友苏尔哥听,他认为,苏尔哥是一个忠实的德国人。
于是,在1941年5月19日,苏尔哥这个情报老手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以下消息:德国已经聚集了150个师(比实际数量仅仅少3个师),分为3个方面军部署在苏联边境。两周以后,苏尔哥又向莫斯科发出了德军使苏联屈服的详尽计划。几天以后,这个德国记者又得到了德军进攻的确切日期:1941年6月22日。
从瑞士传到莫斯科的消息更让人担忧。瑞士的苏联间谍头目是罗德夫·罗斯勒(rudolf roessler),他是一个德国的流亡者,以在罗森拉开一家书店为名进行间谍活动,他和他的手下利用在日内瓦和洛桑的秘密电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德国的情报机构称之为“红色三重奏”。
在6月14日和接下来的16、17和18日,这些电台向莫斯科传递了详尽的高级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罗斯勒收集整理的,他的化名是露西。这个被莫斯科称为“三个音乐家”的组织不仅提供了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情况,其中包括三个方面军(北部、中部和南部)坦克的精确数量,而且提供了进攻的日期。他们还发出了德军的详细目标甚至集团军的高级将领的姓名。在露西发完长长的情报,然后瘫倒在床上时,从莫斯科回来的答覆仅仅是简短的一句:“明白,完毕。”